老头乐到逗你玩，假若明天这样来临ZT [复制链接]

此地若无银，何必三百两


笑蜀对我的文字舒展了极大的弹性，以皮试反应的速度给回了一篇《我对自己的观点的总结兼复大苗兄》。看了看、想了想，觉得比他上一篇《关于反日YX，我不得不说几句话》更抖擞几分汹汹，这当然令我陡降几度寒冷。笑蜀或许并不觉得如此，因为我没有看出来笑蜀厌恶究竟是日本还是日本政府还是日本国民的心态还是日本右翼分子。倘若是日本政府，倘若是日本右翼分子，政府还可以到台换届，右翼分子毕竟还是极少数，可如果不是呢？举目瞭望，我还真没办法看到满世界以另一个国家的存在方式为自己政治取向的信念。

笑蜀这样地“但我还要说，中日关系的麻烦不只在于历史，更在于现实。**岛事件，东海采油事件，俄罗斯石油管线事件，日本处处进攻，咄咄逼人，直接威胁中国的国家利益，可以说是当下所有国家中对中国最不友善的”。日本政府为着自己国家利益作出主张，这是一个国家政府必然抉择。把**岛给回中国就是“友善”？中国公司在争议区采油日本不吱声就是“友善”？俄罗斯石油管线经过中国再给日本送油就是“友善”？我不知道笑蜀在说什么，也估计笑蜀自己都不明白在说什么。难道日本从俄国买油，中国把闸门攥在手里才是日本的“友善”么？

中国和各国的海上边界不清是历史存留，中国和韩国、朝鲜、越南的韩上边界都不清，这不独日本。这些海上争议区中，越南先动手搞石油勘探，如果算上曾母暗沙，菲律宾也是先动手搞勘探的。至少今天是中国而不是日本首先在海上争议区开采勘探的，笑蜀有什么道理说是“日本处处进攻，咄咄逼人”呢？难道迄今没有在争议海区动手的日本在“直接威胁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菲律宾、越南这些国家呢？我不知道关于中国派军舰护卫海上勘探的说法是否属实，倘若如此，在争议区动用军队而不是警察，这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无论笑蜀怎样看待，日本的政治，今天的透明度极高。政府在宪法管辖下的权力非常有限，且不说政府要依据法律授权来审查教科书，政府也还要依据宪法来决定道歉和如何道歉。小泉必须要回答议会的质询，要对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向议会作交代。所以，没有议会的认可，小泉不仅不可能想象道歉，更不胆于自己擅自决定道歉。国际间不道歉的事情很多，中国就没有向越南道歉，越南也没有向柬埔寨道歉。更何况现在成了没完没了的道歉、无止无休的道歉，想要日本道歉，日本就得道歉，已经成了儿戏。

什么是“必然”？今天中国的高官见着一个老外，就要求人家表态不支持台湾独立，就要求人家声明台湾归属中国大陆。一次次地每每如此，人家不能心烦，心烦就意味着支持台湾独立。近二十年来，日本一届届政府都被要求道歉，道歉的，比如村山就“友善”，不道歉的呢？就不友善。道歉，这已经成为中日间的惯例，你笑蜀不觉得很疲惫么？可就是道歉了，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么？不是！我们要求的是日本政府认罪、要求日本全体国民认罪、要求日本国家认罪。可按照什么法律来认罪呢？国际法？战争法？日本的刑法？还是中国的刑法？笑蜀，你能给个清楚的说法么？

笑蜀说“对于中国而言，日本不仅是历史上的罪国”，这是对国家治罪的典型说法。现代人类最大的智慧就是不认定国家有罪，国家行为受到刑法豁免。笑蜀如此说词，其实是对全人类文明的蔑视，也是对当今国际准则的无视。这全然是国内意识形态的浸淫深厚所致，以为自己的文化理解是至高无上的人类准则。国家有罪的意思就是全体国民有罪，全体国民有罪的结果就是全体国民要被处罚被奴役，这是典型的古代思维，这种酱缸似的思维模式，笑蜀且不必当真为历史的先声。

今天的日本国民并不需要，也不应当担当历史的罪过感，那是上一代人的事情。政治不会按血缘遗传的，上一代人的杀戮和今天的屠夫没有因果关系。人类的进步不在于什么以历史为鉴，而在于人类对文明的追求，在于相互间的理解和交流，在于国际社会造就更有效的机制和更聪颖的智慧。因其上一代的罪恶就要如何如何，只有祖宗文化心态才能想象出来。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沉迷于这样的心态，所以才有了倔强，才使得本能宽阔的思维僵硬地狭窄。

所谓“爱国主义”，就是以假想敌为国民意识的灌输。迄今为止，如果我们将真正的战争状态放置一边，所有在和平时代鼓动“爱国主义”的国家，任你笑蜀随便指认，看看哪一个不是以专制为本色的。“假若明天来临”，这听起来像一部小说的名字，却是当今笑蜀这样人士的思维底色，这绝对是令我感觉悲哀的事情。这种“亡我之心不死”的训词，已经令我们付出了一代人的牺牲，一切一切都是以如此崇高的名义，包括镇压反革命、包括反右、包括文革、包括大跃进，可笑蜀却还以为比前人更有神明。一九六五年，为了准备“文革”，毛泽东委托林彪名义搞了一篇大文章，叫做《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就是让全中国人民悬起警惕外敌的神经，为更疯狂的专制铺垫好政治埋伏。日本的用处，对于中国就是如此。

日本为什么认罪这么难 我们或该反躬自问

2005-04-20    资中筠
  
                        


这里面有日本文化自身的原因——自由民主思想对于日本始终是“外来”的，难以在精神上融入日本文化，所以日本没有从内心清除军国主义的动力。这里面有国际社会的原因——由于战后代表盟国独家占领日本的美国改变了对日策略，使日本失去了彻底与军国主义告别的机会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源远流长，日本人的荣辱观系于战争胜负。应该承认，战后日本被迫放弃军备，其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在新的形势下，日本不需要以武力来赢得 国际地位。今天的日本人民完全可以与那段罪恶的历史划清界限，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以其勤奋和善于学习，对世界做出贡献。日本政治人物也不是没有表示过对历史 的反省，但是总是反反复复，不干脆，不彻底，时不时地要做些翻案文章，就不能像德国那样。这是为什么？


历史文化根源：与德国比较

日本与德国迥然不同。德国地处欧洲中心，除了自身的独特性之外，它更主要的是欧洲文明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而且在科学、哲学、文学、音乐等领域做出 过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贡献。所以，尽管德意志民族的种族优越感和传统政治中的专制主义成分滋生了法西斯主义，但是更为源远流长的是和欧洲文明相一致的自 由、理性、科学精神。这是否定和批判法西斯主义的深厚的思想资源和强有力的武器，也是德国人足以引以自豪的光荣传统。他们可以把希特勒的德国当作历史的岔 道，而曾经拥戴他，却未能阻止他，是德国人犯的严重错误，也是耻辱。承认了错误，洗刷了耻辱，回到正道上来，历史照样辉煌；汇入欧洲共同发展的潮流，前途 大有希望。

日本则不然。对于世界文明来说，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日本都是后来者。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力学习西方，成绩卓著，国力突飞猛 进。但是，日本真正学到手的主要还是器物和实用的层面。在思想、文化、精神方面，日本也曾大力引进，但是自由民主思想始终是“外来”的，在精神上没有融入 日本文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国力初步强盛，但政治上的开明派却被军国主义派所压倒，日本终止了刚刚开始的可能走向民主化的进程，并全力发展 军事。从此，日本在世界上的“业绩”与侵略扩张联系在一起。日俄战争、甲午战争，日本都是胜利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也在战胜国一方坐享其成。从心理上 讲，如果彻底否定侵华战争，就要否定19世纪末以来的一系列对外征服的“业绩”。那么剩下的足以令日本人傲视世界的传统是什么呢？

另外， 德国法西斯的理论基础是推向极至的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战后，种族主义在理论上和国际公认的道义上已彻底破产。日本军国主义固然也包含大和民族的优越感， 信奉弱肉强食的原则，但是由于它没有殖民地，因此没有在思想上受到上个世纪6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的冲击。于是，日本民族的心态就是：傲视其他亚洲人，致力 于“脱亚入欧”。


国际社会的认识和态度比较

很明显，战后半个世纪以来，以西方为主的国际舆论对待德、日侵略历史的态度迥 然不同。试设想，假如德国出现对反犹“大屠杀”的罪行质疑的说法，假如德国教科书里出现美化纳粹、为德国侵略辩护的内容，会在世界引起怎样的反响和声讨？ 昔日的纳粹分子哪怕隐姓埋名几十年，躲到天涯海角，一旦暴露，即使行将就木也难逃审判。对比之下，日本右派、政客，甚至在职高官，却一再发出关于日本侵华 的奇谈怪论，甚至公然在大阪的和平大厦举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活动，而抗议的只有中国人和海外华人，战时的反法西斯“盟友”竟然都作壁上观；西方传媒对此事 也大多漠不关心，或一笔带过，或干脆保持沉默。

笔者曾有一次亲身体验：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我偶然举例提到了南京大屠杀和反犹大屠杀。有 一位法国学者在会外专门郑重其事地找我谈，表示他不能接受把这两件事相提并论，因为他认为日本侵华与德国反犹是性质不同的。他进一步解释说，德国对犹太人 是种族灭绝，日本对华是殖民战争，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中国的工业化，例如日本占领“满洲”就使东北成为中国的重工业基地。我问他是否知道“三光”政策 等，他说这可以称作“暴行”，在战争中常见，而且中国人自相残杀、历代中国统治者对本国人的压迫和杀戮也不可谓不残酷。

这种观点简单概括，就是以社会发展的“先进”和“落后”划线，在西方有相当的代表性。换言之，德国法西斯打碎的是欧洲民主、自由、繁荣的天堂，而中国人本来就生活在地狱之中。

有 一点是事实，即德国侵略的对象包括苏联在内，都是发达国家，战后恢复很快，而且占据世界舆论要津，从实力和声势上都足以对任何法西斯残余形成威慑。特别是 受害最深的犹太人，战后在全世界各个领域表现出类拔萃，他们除建立了小而强的以色列国家外，还已经汇入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对比之下，日本的直接侵略对象 是亚洲不发达国家或西方殖民地，战后情况复杂，自顾不暇。而日本却在美国扶植下发愤图强，不到20年就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日本人一向尊崇实力，对于比自 己落后的国家，自难低头认罪。

当然美国的政策，在战后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战后美国代表盟国独家占领日本，当时盟军司令部的任务是彻底 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把日本引向和平发展的道路。应该说，在初期，美国的确朝这个方向做了努力，为日本走向和平、民主和经济繁荣打下一定的基础。当时美 国的亚洲战略是扶助中国，抵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但是到1948年底中国**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美国的对日政策就产生了方向性的转变，把遏制日本右派 变成了遏制左派，由此而来的一系列具体政策都直接间接姑息、纵容了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包括至关重要的教育领域的改革。从此美国的战略变成扶植日本，遏 制“共产主义中国”。对日本的战争罪行特别宽容。

执重整战后秩序牛耳的美国尚且对日本表现得如此“大度”，不记前嫌，日本又何必向中国认罪呢？战后日本成长起来的几代人，都是在这种气氛下受的教育，再加之右派势力有意掩盖和歪曲历史，作为一种全民意识，日本人对二战的看法自然与今天德国人不同。

美 日关系当然也有矛盾，特别是贸易摩擦也曾一度比较紧张，但是美日的特殊关系始终与中日、中美关系不同，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来说：“吵架而不会离婚”。自尼 克松访华到中日、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和日本有识之士都认为，中、美、日之间关系并不一定此消彼长，而完全可以维持三边良好的关系。事实上，自中日建交到缔 结和平友好条约一段时期内的确出现过三者良性互动的局面，或者至少朝着这一方向发展。

1989年之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关系恶化，日 本由于意识形态不那么强烈，相对说来反而态度比较温和。自90年代末之后，美国在中日之间偏向日本日益明显。其中因素很多，无法详述。不过当前一个最主要 的因素是对中国的所谓“崛起”的疑虑。也就是“中国威胁论”。实际上中国羽翼远未丰满，全面的综合国力、发达的程度远远比不上美、日，却已被两家列为要共 同防范和对付的目标。对讲求实际的美国说来，历史的一页早已翻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更无法指望美国对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说一句公道话。


我们或该反躬自问

最后，但也许是最重要的是，那就是我们或许该反躬自问。

战前的中国造成日本侵略者得逞之历史原因姑且不论，只说战后。

二战刚一结束，中国即陷入内战。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一系列所谓“以德报怨”政策，包括放弃赔偿要求、赦免战犯等，再无心思为肃清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为中国人民讨回公道而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日本的政策是以民促官，大力开展对日民间友好工作，确实卓有成效。当时与中国交往的多为进步友好人士，代表日本人中的反战势力。 他们倒是一见中国人就先表示道歉，以未能阻止军国主义而内疚。中国方面则总是说，不该由他们负责，强调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严格地把广大人民与“一小撮” 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开来。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在冷战期间政府无交往的情况下，取得了细水长流促进民间相互了解的效果，以后时机成熟，田中访华，日本国内舆 论阻力较小。不过可能形成一种错觉，过高估计了和平友好人士的人数和影响，而对上述植根于日本民众中的那种复杂心理的顽固性估计不足，未能沿着这一原则进 行锲而不舍的工作。现在，极右派的群众基础已经有所扩大。诚然，中国人从来没有忘记日本侵略所造成的灾难，中国政府在与日本政府交涉中也从来没有放松过坚 持日本应该明确悔过的立场。但是在国内有关近代史的宣传教育上，以民族划线还是以阶级划线，原则常不一贯。

假设几十年来中日两国发展形势 易地而处，中国没有经过那么多折腾，走那么多弯路，在政治、经济、教育、国民素质、权利福利等各方面都优于日本，如果今天是日本需要中国的贷款、投资和技 术而不是相反，可以断言，日本朝野对中国的态度必有所不同，翻历史案的逆流不会这样嚣张。当然这是假设，如何以自强、自重、理性、自爱来赢得他人的尊重， 却是甲午战争以来摆在国人面前的老问题。往者已矣，来者如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本文发表在《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本刊发表时作者有所补充修改)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总第224期)

笑蜀不必假公允


这些日子进行的游行，近乎没人知道如何语义，“抗日”乎？“反日”乎？“抵制日货”乎？以一个国家的特定行为来反对这个国家，这本身就是小事生非的夸张。日本的行为，无论我们喜欢还是讨嫌，说到底，哪一个举止违背了国际准则？国际间的事情按利益出牌，根本没有按感情出牌的道理。说日本右翼的行径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可我们有什么道理要求日本人事事维护中国人民的感情呢？难道日本人不能有自己的感觉和自己的精神想象么？近邻间常有不快，国际关系大致如此，本不奇怪。

作为媒体人，笑蜀比寻常人更清楚历史的不真实性状态。笑蜀比常人能获得更多资讯，而这些资讯恰恰为当局的导向政策所屏蔽。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并非始于今天，甚至早在中曾根时代，这种事情就屡屡发生。为什么当初没有今天这般热闹呢？倘仅就小泉而言，他还是第一个在相关时刻到卢沟桥事变纪念地陈罪的当朝首相，这点，那些辱骂小泉的热血人士，究竟有多少知道或者记得呢？

在当下中国，游行还是没有权利的事情，按照十多年前通过的法律，在都城，五人以上的行动都有可能犯法并会治罪，这部法律还没有废止。所以，这次热热闹闹的游行并非是行使权利象征，而是网开一面的特许，既没有什么可以自豪，也没什么可以证明。如果笑蜀非要认定这种特许是“自发”，毛泽东当年接见百万红卫兵的巡礼是不是也是“自发”呢？由此而进一步推论，“文革”也是“自发”的了。这样的说法，别说今天人们无法相信，就连当年，谁不“自发”地赞颂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呢？

在公共媒体上，在公共行为上，迄今所呈现的状态就是一边倒。这种全国人民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的势态，不仅是可悲的，也是可疑的。于是网络上传出异议，挑出某些可置疑的质疑质疑，有投鼠忌器的避讳之艰难。其实，本身就是对此类事情背景和动机的腹诽。腹诽，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说话的环境，也没有说话的权利，其实也就是没有说话的自由。笑蜀喜欢游行的自由，却不大在意，甚至对批评的自由嗤之以鼻。笑蜀的“反日YX不是不可以批评，但不可以求全责备”就是这个意思。倘若对明彰彰的恶行都不能指手画脚，还有什么批评不是“求全责备”呢？

笑蜀接着说“但正如反日YX是公民权利未可轻率否定一样，抵制日货也是公民权利”，笑蜀简直无视公共行为对个人抉择的迫压。公民只有决定自己意志的权利，难道还有结成“抵制”的权利么？笑蜀将“抵制”的力作用曲解为权利，还称之为“公民权利”，很是滑稽。笑蜀还说到“如果人家并没有采取强制手段”，作为媒体人，笑蜀忘记了普遍地和道德地谴责，本身都隐含着“强制”，如同前不久苏丹红事件中媒体将谴责指向那些外资商家一样，毫不负责地损害了特定对象的权利。

这样的行为，作为特许，有什么可值得尊重的呢？臣民们都跪着说话，皇上忽然说到“平身”，笑蜀就引申出平等的权利，是这样么？就是这样吧。这样的情境很奇特，跪着的和站着的，就能孰东孰西地不得了了？也太拿鸡毛舞令箭了吧，还辩证法地一番说来什么“彼此尊重对方的选择，彼此包容对方，而不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才是自由主义者应有的立场”？在太和殿的凝重中，这么讲究“彼此尊重对方”，只能是精湛的奴才主义，和自由主义差出半个地球的遥远。

“抵制”，是不准自由地经商，而不是自由地决定买与不买。笑蜀式的主张并不在意别人，或者商家卖不卖的权利，并不认为那是商家天性上的权利，只是最多嘀嘀咕咕自己买或是不买，也就是自己的权利。倘若这样的心思，我觉得，笑蜀不过是自由主义的亲戚，个人主义而已，如果再不慎稍许远一些，可比作三轮和单车，前者还惦记着承载什么，后者呢，二等上可以搂住一个情侣，可轱辘却可以一样地圆，链子也看似差不多地长。

想套近乎，丢人了吧？:n04:

:n04:又不是说7哥，人家标题是这个，你也不看看内容就瞎猜测阿

我和7哥那个关系好的，哪里用得着套近乎，绝对的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的确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