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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医疗费事件”调查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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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医疗费事件”调查

一起罕见的“天价医疗费事件”,暴露了有关医院管理诸方面的重大弊端,也昭显了病人
家属以“钱权之势”影响和主导医疗过程之严重后果;身染绝症的患者不幸已处于终末期
,大量动用宝贵的医疗资源抢救,已涉及国人目前还接触较少的医学伦理问题

□本刊记者 楼夷 张映光/文

  2005年11月,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一则关于“天价医疗费”的报道,引起举
国关注。
  该报道详述了患者翁家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下称哈医大二院)的医疗费
纠纷,历数医院过度收费、管理混乱和过度治疗等行径。经过几轮密集追踪报道,此事因
花费总额达到“500万元以上”的天价,成为2005年影响最大的医疗纠纷案。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此一事件正是一起黑心医院榨取无辜病患的超常恶性事件。以此
为典型,反观中国医疗业之全局,则医患矛盾大有激化之势。
  《财经》对此极为关注。自2005年10月间从间接渠道接获病人家属投诉,至2006年1月
派出记者两赴哈尔滨市,独立调查遍访病人家属、医院及卫生部调查组成员等此案相关人
士,并与京哈两地业内专家进行了多次讨论,终于获悉了事件真相。
  调查显示,这起罕见的“天价医疗费事件”极为复杂。问题之发生,固然暴露了有关
医院管理诸方面的重大弊端,也昭显了病人家属以“钱权之势”影响和主导医疗过程之严
重后果;特别是因身染绝症的患者当时已经不幸处于终末期,大量动用宝贵的医疗资源抢
救,更涉及国人目前还接触较少的医学伦理问题。
  卫生部调查组于2005年11、12月、2006年1月中旬三赴哈尔滨,就哈医大二院应当承担
的责任进行调查,目前已经有了初步结论:哈医大二院确实存有多收费的重大问题,并在
病历管理、会诊制度、输血和血液运输等方面存有违规。凡此种种,显示哈医大二院在此
次医患纠纷中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然而,三次调查,仍无法证实这一罕见事件应由医院单方面承担全部责任,患者住院
67天花费百余万元的住院医疗费仍是基本事实;调查中,甚至无法证实占500万元医疗费主
要部分的自购药所谓总值400万元的“天价”数字,更无法确认病人家属指称有关药品“被
盗卖”的猜测与指控。因此,这一集中于追究哈医大二院责任的结论,很可能仍远逊此前
舆情之预期。
  事实本身更具有说服力。显然,这一罕见“天价医药费事件”,已经远超出了一家医
院应当承担管理之责的范畴,且有着更深刻的制度背景。此类事件的发生,无疑揭示了医
疗体制改革的迫切性;然而如果单方面将矛头指向医院,视之为黑心医院榨取普通百姓血
汗的典型,则无助于认识目前中国医疗体制问题的本质;其结果,只会恶化本来就相当脆
弱的医患互信关系,更使急待开局的全面医疗体制改革举步维艰。

  本报道分为两部分:其一,ICU67日救治;其二,哈医大二院管理责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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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之一

ICU67日救治
  翁文辉,75岁,2005年5月16日入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高干病房,6月1日转
入ICU病房,8月6日因抢救无效去世。
  入住哈医大二院之后,特别是转入ICU病房之后,翁老先生之子翁强曾耗费巨资、调动
大量医疗资源,努力对病人进行施救。这一过程,在当地被视为一次极为不寻常的特殊治
疗。
  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

患者病况
  翁文辉在转入哈医大二院ICU之前,已发现淋巴瘤一年有余,并患有严重肺心病,曾在
哈医大肿瘤医院治疗了两个月,病情相当严重

  2005年6月1日,哈医大二院的心外ICU病房,迎来了一位特殊的病人。

  心外ICU全称心脏监护ICU,主要接收心脏外科手术术后患者。通常病人只需从同在外
科楼的心外科手术室转入即可。但今天这位病人却来自位于住院二部的高干病房。
  当天的转科过程盛况空前。两栋楼之间仅200米长的小路上,加长的林肯车和数辆奔驰
、奥迪车,分别把路口封锁。几十名身穿统一制服的保安站在从高干病房到ICU大门的两侧
,以清出道路。病人抬入急救车后,一路无阻地进入了ICU病房。
  数百人目睹了这场盛大的转科。“好多人趴在窗口看,咱们哈医大二院建院以来也没
有见过这阵势啊。”目击者对《财经》回忆说。
  哈医大二院是黑龙江省首屈一指的三级甲等医院,建院已有50年历史。尽管位于中国
北方一个省会城市,却因其50万平方米的占地面积,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的医院,享有绝佳
的住院条件。
  尽管如此,如此“排场”的转科行动,在这家庞大规模的医院也属盛况空前,以至于
很长时间来人们津津乐道于患者家属之豪阔出手,并纷纷揣测患者之莫测来历。
  这位患者就是哈尔滨锅炉中学离休教师翁文辉。75岁的翁文辉2005年5月16日进入哈医
大二院高干病房治疗,半个月后的6月1日,转入心外科ICU病房,8月6日凌晨2点抢救无效
去世。
  在老人去世后三个月,其长子翁强诉诸媒体;紧接着,关于“天价医疗费”的报道铺
天盖地。然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翁强只是简单表示父亲身患“皮外T细胞淋巴瘤,长在
右大腿上,最初只有绿豆粒大小”;并称其父在5月21日化疗之前,“各项身体检查结果都
比较正常”。于是有报道称:“翁文辉在家人陪同下,自己独立走进医院,却再也没能走
出这扇大门。”
  《财经》调查表明,事实上,翁老先生在转入哈医大二院ICU之前,已发现淋巴瘤一年
有余,并曾在哈医大附属肿瘤医院治疗了两个月,病情相当严重。
  对于翁老先生的治疗始自2004年底。最初只是为了检查右腿上绿豆大小的疙瘩。2005
年春节后,他入住哈医大肿瘤医院治疗,被确诊为恶性淋巴瘤。
  “翁文辉的病很重。”在哈医大肿瘤医院南区,一位看护过他的护士回忆说,“自己
能够走路,但是走不了多久,不停地喘。”她告诉《财经》,在肿瘤医院时翁文辉已进行
过化疗,出院时情况“不是很好”。
  “他不仅仅是恶性淋巴瘤。”当时负责主治翁文辉的医生告诉《财经》,翁文辉所患
的淋巴瘤是非何杰金氏的。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淋巴瘤,“发现就是晚期,治愈率非常低
。”
  除此之外,翁老先生还患有常年慢性支气管哮喘,演变成严重的肺心病,经常出现呼
吸困难。
  这使得治疗相当棘手。据这位医生介绍,淋巴瘤要化疗,但化疗会加重呼吸困难的症
状,影响肺心病。加上病人本身岁数很大,体质虚弱,治疗更加困难。
  事实印证了这位医生的判断。翁文辉后来在哈医大二院ICU期间病情多次反复,难以应
对两相冲突的疾病。造成他死亡的直接原因,即化疗失败导致病情恶化。

住进ICU

ICU的收治范围本来不包括肿瘤晚期病人。最终是翁强所请专家的意见发挥了作用。6月1日
凌晨2点,北京专家打电话给哈医大二院的医务科副科长王景璐,建议将翁文辉转入心外I
CU监护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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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老先生并不属于通常心脏外科ICU收治病人的范围。
  ICU,即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是针对重症病人实施治疗和抢救的病
房。据我国危重症专家、北京复兴医院院长席修明介绍,ICU病房收治的病人一般有三种情
况:一是急性脏器功能衰竭,二是短期可能出现多器官衰竭,三是手术后恢复。“一般在
ICU时间很短,也就几个小时或者半天。”席说。
  翁文辉转入的是心外ICU病房。据哈医大二院网站介绍,心外ICU主要承担该院心外一
科、二科、三科心脏直视手术患者术后监护治疗工作,其收治范围本来并不包括肿瘤晚期
病人。
  翁文辉住院后仍然需要化疗。化疗时间定在5月21日,效果不理想。到5月31日,翁文
辉的病情恶化,最后经翁强所请北京专家建议,将病人转入ICU病房。
  翁强曾多次对媒体叙述父亲转入ICU病房之前的惊险一夜——5月31日晚,听闻父亲病
情恶化的翁强赶赴机场,“截住”了下一班飞往哈尔滨的飞机,并请北京朝阳医院院长王
辰等专家随行;等翁强赶到医院,发现“父亲已经被盖上了白布,所有的医疗设备也撤了
”。按照翁强的说法,翁文辉是被他带去的医护人员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
  这一说法被哈医大二院有关人士否认。但可以确认的是,翁老先生6月1日已报病危。
《财经》看到哈医大二院临床在6月1日出具的病危通知书写道:“B细胞淋巴癌,COPD(慢
性阻塞性肺病)哮喘,肺动脉高压,肺心病,化疗后全血细胞减少,肺感染,ARDS(急性
呼吸窘迫综合症)……该患病情严重,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据《财经》了解,哈医大二院ICU病房主任于玲范最初并不同意病人转入。在其亲笔所
写的《关于翁文辉住院有关情况的说明》中,于表示,她曾于5月20日拒绝过此提议,理由
是心外ICU“缺乏对这种晚期肿瘤患者、尤其是伴有这种危重症的治疗经验,可以说从来就
没治过。而且肿瘤晚期的患者也不是ICU的适应症”。
  然而,最终是翁强所请专家的意见发挥了作用。6月1日凌晨2点,北京专家打电话给哈
医大二院的医务科副科长王景璐,建议将翁文辉转入心外ICU监护病房。
  当天早上6点,于玲范接到了王景璐的通知。当天上午10点左右,翁文辉在数十名保安
的护送下被转入心外ICU病房。

超级会诊队伍

  翁老先生得到了一般人望尘莫及的治疗待遇——由全国顶级专家为其会诊和制定治疗
方案。从6月1日到8月6日,67天里共有20多位来自北京和哈尔滨的专家进行了100多次会诊

  “翁文辉那儿是ICU的一个小特区。”一位接近卫生部调查组的权威人士如是说。
  在只有12张病床的ICU中,翁老先生占据了仅有的两单间之一,并且得到了一般人望尘
莫及的治疗待遇——由全国顶级专家为其会诊和制订治疗方案。
  住进ICU的当天下午,即进行了首次会诊,包括三名外请专家——朝阳医院的院长王辰
、呼吸科ICU主任曹志新以及护理部主任李春燕。在家属在场的情况下,由王辰全面分析病
情和预后。
  于玲范在其书面材料中记录了当天的会诊结果:“专家们制定了一系列详细的诊疗计
划,包括各种辅助检查项目、频率及意义和各种药品的使用方法、副作用及观察指标,我
科迅速组成抢救治疗护理小组,派一名主治医生、两名住院医生专门负责该病人,贯彻执
行北京专家的治疗意见,护士每天有四到六人负责全面护理。”
  此后,从6月1日到8月6日,在67天里共有20多位来自北京和哈尔滨的专家在哈医大二
院,对翁老先生进行了100多次会诊。根据于玲范的书面材料,其中大会诊就达27次,电话
会诊25次。当地知情人不止一次表示,即使是黑龙江省级干部,往昔亦从未有此待遇。

  记者辗转获得了一份住院期间会诊专家的名单。名单上荟萃了肿瘤科、ICU、外科、血
液科、营养学等各方面的著名专家。其中包括朝阳医院院长王辰、外科ICU主任陈惠德、呼
吸科主任曹志新等九位医生,以及ICU护士长和护士;还有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内
科副主任石远凯、解放军总医院血液科主任楼方定、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主任克晓燕
、哈尔滨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马军等。
  会诊极为细致和具体。《财经》看到的病程记录显示,专家不仅给出了治疗方案,还
对于采用何种药物、用法和用量等给出具体意见。
  其中,王辰等专家多次前来会诊。全国危重症专家、朝阳医院外科ICU主任陈惠德更长
驻哈尔滨,组织、主持病人的抢救工作;不仅调去科里的其他大夫,还带上了ICU护士长和
护士。翁文辉主治医师王雪原于9月5日递交哈医大二院调查组的说明材料更显示,从7月1
0日至8月6日,陈惠德长驻哈尔滨近月,直到翁老先生去世。
  在于玲范的书面材料中,对翁文辉的治疗团队被称为“两院医护人员组成的抢救小组
”,其中陈惠德任组长。《财经》记者所读病程记录显示,翁老先生的主要治疗均系外请
会诊专家诊断、制订治疗方案并且具体指挥治疗,本院医生执行和在医嘱上签字。
  于哈医大二院心外ICU而言,这无疑是一种违规做法。然而,以患者家属之“神通”,
会诊阵容之空前,一种无形的力量使这种违规在当时显得理之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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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权背景虚实

能够请动数量如此之多的专家会诊并长驻哈尔滨帮助治疗,已非钱财或者私交能够办到

  于玲范在书面材料中用“诚惶诚恐”来形容接收翁老先生时的感觉。其转院时候的气
势,令所有参加病人抢救的医护人员格外精心,格外谨慎,唯恐出错。而诸多“明星级”
专家的到来,更证实了翁强的“能量”。
  对于邀请专家一事,翁强对媒体的表述前后多次反复。
  央视《新闻调查》记者在接受采访时提及,翁强自称为父治病前后耗资近千万元,其
中包括外请专家的巨额费用;在接受一家杂志采访时,翁强一方面强烈否认自己要求专家
会诊,随后却又承认自己曾带去北京的医护人员,并表示这些人的劳务费不比“明星”的
出场费低;在接受某报采访时,他对此又一口否认,称“专家会诊当然是ICU自己提出来的
要求,我出钱去办,那些人都是于玲范定的,给我一个名单,我都不认识”。
  哈医大二院在向黑龙江省卫生厅的汇报材料中,明确指出会诊专家多为翁强邀请。于
玲范也在书面材料中写道:“这么多顶级的北京专家,陈惠德教授这样的大人物前后呆了
近两个月,那不是谁都能请来的”;“我们知道这不是一般的人物,压力很大,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在许多人看来,能够请动数量如此之多的专家会诊并长驻哈尔滨帮助治疗,已非钱财
或者私交能够办到。在哈尔滨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翁家有很深的“高官背景”。
  据《财经》了解,翁文辉是哈尔滨市锅炉中学的普通离休教师;尽管是新中国成立前
参加革命的副处级离休人员,但并无所谓高干背景。
  记者走访了翁老先生家。翁老先生住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居民小区,偌大的小区里看不
到什么私家车。翁家三室一厅,但属于老式楼房;客厅很小,家具、电器都很陈旧,是一
个非常普通的工薪家庭的陈设。
  翁老先生的妻子富秀梅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老太太,瘦小苍白,言谈柔和文雅。富
秀梅不愿多谈家庭情况。但当地居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老两口都是知识分子,生活俭
朴,为人低调,待人良善。听说“天价医疗费事件”的主角居然是翁老先生时,居委会的
工作人员都十分惊讶。
  她们告诉记者,该小区住户多为哈尔滨锅炉厂的员工,大多数家庭都很穷,也一直不
知道翁老先生的儿子那么有钱。大家只是在SARS的时候见过他们的儿子翁小刚,但是从来
没有见过大儿子。“只听说他大儿子在北京工作,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大儿子原来这么阔。

  翁强留给人的印象则截然不同。有媒体报道称其“身着考究的黑色中山装,言谈举止
俨然一个成功商人”。
  翁强与政界人物的联系究竟如何,记者不得而知。但翁强显然很乐于显示他的背景。

  据去过翁强家的记者介绍,翁强家在北京郊区著名的别墅区,是一幢三层的独栋别墅
,内部装修豪华。家里显眼地挂着翁强与一些政界人士的合影,但大都为已退居二线的人
物,且合影多在公开场合。
  据《财经》了解,在翁老先生从哈医大肿瘤医院转出时,翁强也曾考虑过选择入住哈
医大一院。该院高干病房的一位大夫对《财经》说:“他的口气大得很,一开口就要包下
一层楼。”当院方表示床位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后,翁强又提出要包下几间省部级干部病
房,遭到拒绝。“他说,那好,我找北京领导。”这位大夫对翁强的傲慢颇为反感:“为
什么正常的医疗活动,我们医生还要请示中央领导?”
  即使面对媒体记者,翁强也喜欢显示自己的财势。比如,他多次谈及自己包干了ICU病
房所有科室人员的三餐。有一次,他甚至向一位记者提出给年薪100万,让他为其工作。

  但是,这些言论往往是虚虚实实。一位采访过翁强的记者说:“他一直暗示自己有钱
、有实力,但是当你真的问到他的背景的时候他又不说了。”据这位记者回忆,翁强表示
,他在哈尔滨曾经有几十家分公司,很有势力。
  据《财经》了解,翁强本名翁小强,是家中长子,今年41岁。翁强夫妇在哈尔滨靠经
营美容院起家,还经营服装、拖车等生意。
  翁强在哈尔滨的公司名为黑龙江同祥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位于哈尔滨安庆路上的三层
高的小楼,现在那里已经挂上了“顶豪房屋置业有限公司”的名字。
  记者看到,同祥股份有限公司剩下的一间办公室里,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位50
岁左右的妇女与一位老人对坐。这位妇女名叫王瑜玲,即现在的同祥公司法人代表。她告
诉记者,三层楼现在还是翁强的,但早已经租给了顶豪公司。
  据王称,同祥公司成立于几年前,经营各种业务,“最初也只是些小买卖”。翁强的
生意已经挪到南方和北京,只剩下她在此地留守,并无业务;且翁强目前在哈尔滨也只有
这家公司。
  记者在黑龙江省工商局查阅到的同祥公司工商资料显示,同祥公司创立于1997年,由
翁小强及其妻马惠秋等五人各出资200万元创立,马惠秋任董事长。其公司章程显示,公司
经营范围十分庞杂,包括城市交通设施开发与建设、电子产品的开发与生产、高科技开发
、国内外综合贸易、销售服务、市政工程建设及劳务输出、广告业、建筑装饰装潢业、房
地产业、金融证券及信息咨询和中介业,等等。同祥公司自2002年转由王瑜玲任董事长至
今,每年显示亏损,但数额不高,仅1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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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辉之死
所有医生都明白,这几乎是一场“必输的比赛”

  时至今日回望事件全程,翁老先生在ICU的67天,几乎是一场所有医生倾尽全力与死神
争夺生命的比赛;但所有医生都明白,这几乎是一场“必输的比赛”。
  “翁文辉去世绝不是哈医大二院的责任,这个病人的情况本身就很严重。”在翁老先
生最早就医的哈尔滨肿瘤医院,主治医生告知记者翁氏病情的复杂——恶性淋巴瘤、严重
的肺心病等多种疾病,加上高龄,给治疗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2005年6月7日,北京朝阳医院外科ICU主任陈惠德赴哈医大二院会诊,认为抢救意义不
大。病程记录显示,陈在向家属交代病情时表示:病人已是疾病晚期,基础差,年龄大,
化疗后状态差;如果是单纯肺感染,可以有希望,但还有腹水,“这个治疗可能本身要命
,治疗不治疗结果一样。”
  尽管陈有言在先,患者家属仍然强烈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据于玲范的书面材
料,此后陈惠德带领医护人员组织抢救,到6月9日病人病情出现好转。但此时陈也没有改
变其判断。
  病程记录显示,当天陈惠德再次向家属表示,患者的状态已经不可能再承受化疗了,
目前所有的治疗只是延长患者一点时间,但最终的结局是不会改变的。6月13日,在家属的
要求并且签字同意之下,陈惠德为患者进行了气管切开。此后翁老先生病情好转,“体温
血压正常,浮肿渐消,尿量增加……病人能坐起,经口进食,写字与人交流。”
  至7月4日,病情再度恶化。当天病情通知书显示,会诊时,朝阳医院院长王辰、血液
科副主任陈文明,哈医大二院肿瘤内科主任徐玉清和心外科病房主任于玲范一致认为,病
人已无法承受化疗。通知书称,“总的来说,患者这几天病情进展太块,很有可能急剧恶
化。即使调整治疗方案,也不能排除感染控制不住发热,病情急转直下,上述病情向家属
交代,让家属有心理准备,病情很有可能在这几天恶化。”通知书还强调了由于药物调整
,住院费用将增加,请病人配合。
  主治医生王雪原在给哈医大二院调查组的说明材料上说,翁文辉曾经写过纸条,表示
“渴啊,不舒服啊,难受啊,疼啊”。
  于玲范还在其书面材料中透露,王辰、陈惠德、李春燕在此前后也曾多次用自己亲人
患病后采取的人性化措施为家属现身说法,表示目前的费用太高,代价太大,病人的寿命
已经在论小时论天数,建议采用支持疗法。
  此时,除家属翁强,其他人包括患者妻子、次子翁小刚、三子翁小铁等人均表示理解
,愿意接受医生的建议。但翁强坚持己见,继续以其神通在北京请专家会诊,并要求加大
治疗力度。
  此后,翁老先生接受了腹腔内注射化疗药物;其病情于7月10日再度恶化后,再接受了
血管穿刺、肾脏替代等治疗。其间所用药物,多为国外进口、价格昂贵的新药,输液量惊
人,检查频率也大幅增加,所需费用也不断升高。
  然而,病人的病情仍在恶化。陈惠德等医生也强调,每一个家庭都会面临生离死别的
事情,家属应该想清楚。然而,翁强仍于7月24日请北京专家对父亲进行了会诊,并坚持对
翁老先生进行新一轮化疗。
  化疗于8月4日结束。患者虽肿瘤本身有缓解,但整体状态恶化,需要的液体量居高不
下,感染性休克恶化无力纠正。最后于2005年8月6日,病人终因多脏器衰竭,于凌晨2点抢
救无效死亡。
  王雪原在2005年9月5日的书面说明中,回忆了抢救翁老先生的最后一天的情形。
  “这几个小时一直在抢救,但患者呼吸循环衰竭,反复应用肾上脉素等药物,他已经
对药物没什么反应。我曾请示过陈惠德教授和于玲范教授关于心跳停止后是否进行心肺复
苏……当时陈(惠德)主任说他去与家属谈。8月6日2时06分患者心跳停止,陈主任和于主
任均未指示进行心肺复苏,随后家属进入ICU,由陈主任主持进行尸体料理。”
  然而,这是一个病人家属难以接受的结果。
  病人家属显得缺乏思想准备。“我最气愤的,就是我爸人没了。”翁小刚对《财经》
说。翁强也对新华社记者说:“花了天价,想不到我父亲却被治死了,这让我遗恨终生。

  对于患者家属的说法,即使一位会诊主力专家也说:“他这个病能够活两个月就不错
了。”
既然是一场必输的仗,为什么还要打?
  “这主要是一个治疗策略的问题。”卫生部调查组一位专家说。按他个人意见,身为
淋巴癌晚期的翁老先生根本就不应该进ICU治疗。“但是如果病人说了,多活一分钟,我花
多少钱也没有关系,那么他就是进ICU了,也没什么可说的。医生毕竟不能把病人推出去。
不过,一个负责的医生是要告知的。”
  在翁老先生的病程记录上,《财经》看到,在每一个重大或者具有风险的手术和药物
使用之前,在每一次翁老先生病情恶化时,医院都会告知,并要求家属签字表示同意或了
解。签名的正是翁小刚和翁强。
  事后,翁强也曾多次向媒体强调其不惜耗费财力物力的决心,包括买国外进口药,买
呼吸机等高精尖器材,打点医护人员的一日三餐,请北京专家,“只要坚持一分钟就不惜
花任何代价!”
  这种决心隐含了这样一种信念:只要花钱,请到良医,买到好药和高精尖的治疗器材
,就可以挽回生命。然而,生命无价,命运无情。在患者病情危重的情况下,这种不惜一
切代价的做法,更像是一场前途渺茫的赌博。
  直到翁老先生去世半年后的今天,翁小刚依然感到忿忿不平。“类似我爸的病,比我
爸重的人,那好多都没什么事,都活着。我们是尽力了,很多人没有我们这个条件,没尽
那么多力,但人家现在还活着。”他对《财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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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题由 yqz 于 2006-2-19 11:07 PM 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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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有时只是离我们一点点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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