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tschke的第一个重要任务是把LAH第1团的残部带出Hube包围圈。4月1日，国防军第19师尝试进攻城镇Dawidkowee，遭到苏军的顽强抵抗。Dawidkowee是横在Niczlawa河前的一个要塞，关系到整个军的突围。在19师的惨败后，同样的任务摆在了LAH面前。就在此时，欧洲军事研究人员对党卫军在艰苦卓绝的困境中仍能保持士气，并且凭借意志实现局部胜利的困惑又一次得到了证实。由党卫军第1装甲掷弹兵团作掩护，Poetschke带领他的队伍在城镇里展开激烈巷战，却因为苏军的顽强抵抗而被迫撤退。但Poetschke不死心。他绕过城镇，从另一方向发动突然袭击，让惊慌失措的苏军丢弃了大量物资仓惶而逃。战斗结束后，Poetschke手下只留下10名士兵。这一次战斗保证了整个装甲第1军(1. Panzer-Armee)得以渡过Niczlawa河，逃脱了苏军的围捕。为此Nehring将军给Poetschke写了封亲笔信表示感谢。3个月后，Poetschke拿到了他的骑士十字勋章。
Poetschke的兄弟Herbert回忆道：“他不是一个争名好利的人。相反他对自己的手下的考虑大多是切合实际的。在早期的波兰战役中，他的侦察部队经常和敌军作近距离战斗。他受的8次伤，除了最后一次外，都伤在脸上。他对部下的要求很高，但对他们的个人问题也很关心。他和Peiper有很好的朋友关系。在我们三人的一次谈话中，我申请要加入他们的坦克团。但Peiper拒绝了。他说，‘不，你们两个人中必须有一个要活下来。’”Herbert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
比利时休整
几乎全局覆没的LAH转移到比利时作休整。Peiper把第7连(7. Panzer-Kompanie)交给了Werner Wolff。由於人员短缺，Wolff一直没有机会参加军官培训。他直言不讳的对下属Stiller说，在此之前他没有任何指挥坦克连作战的经验。当时第7连的大多士兵都是步兵出身，整个连只有两个老坦克兵。在军备方面情况也不乐观。直到5月底，所有的装备才陆续到达。因为下一个对手是有压倒性空中优势的盟军，各种无线通讯被禁止，导致训练质量也大大受挫。
Stiller写道：“Wolff亲口告诉我，虽然他早期在军校里呆过6个月，但他所有的军事知识都是从Peiper那里获得的。值得庆幸的是，Peiper是个很会把手下培养成材的好上司。他们经常进行长时间谈话，话题内容无所不包，简直是一套完善的教育题材。Wolff本人话不多，甚至可以说是沉默寡言。他经常若有所思，但学习得飞快，并有很好的记忆力。他意志坚强，时常违背上司的意愿。他和顶头上司Kling关系不好。那一段时间Peiper经常来我们连队，我想Wolff应该知道其中的原因。”
但Wolff没有利用自己和Peiper的亲密关系作私人用途。在从Peiper身上学习的同时，他也不是简单的拷贝对方的一举一动。1944年5月，古德里安(Guderian)将军来视察，Peiper和Dietrich将军作为主人接待了这个显贵，并向他介绍了营级和连级军官。午餐时，Peiper和Wolff交叉着坐在Dietrich和古德里安对面。Peiper抓住这个机会，向Dietrich抱怨：“Wolff订婚7年，但他却不想结婚。”向来喜欢速战速决的Dietrich马上命令把Wolff的未婚妻接到比利时来完婚。后者在谈话过程中一直是一脸不以为然。当天晚上，Wolff的炮手就坐在开往Memel的火车上，目的地是证书文件和Helga。
6月19日，当LAH用伪装色粉刷他们的坦克，准备进入诺曼底战场时，一对年轻人在一座白色的小别墅中举行了婚礼。Peiper给了祝酒辞。19岁的Helga对Peiper的印象无疑值得一阅。“虽然我听说很多关于他的故事，但我是在1944年6月第一次见到他本人的。他看起来很年轻。我想，如果穿上短裤，我不会怀疑他还是个学生。他的外表和他的威望反差很大。他的谈吐举止永远是军人特有的生硬，但不要被这种生硬欺骗，他的笑容是温暖而发自肺腑的。否则我难以相信他怎么会找到这么一个好妻子(Peiper的夫人当时也在场)。听起来很奇怪，但我觉得他本人很谦虚，甚至有些害羞。Werner跟我讲过，当他的手下把一首改了歌词的歌唱给Peiper听时，'Jochen Peiper is our leader...'，他几乎尴尬到手足无措。”
Helga还回忆了一段有趣的小插曲。“Peiper夫人来到后，他们邀请我和Werner去喝咖啡。我们坐下来不久，Peiper就起身告辞，暂时离开了一会儿。几分钟后，他穿着一身雪白的军礼服出现在我们面前，恶狠狠的盯着Werner说，‘狗杂种，这是给你在Hasselt时胆敢踩到我头上的回答！’Peiper试图保持严肃，但两个人立刻笑弯了腰，留下我和Peiper夫人莫明其妙的对看着。回家的路上，Werner告诉我说，当地比利时的上流社会曾邀请军官们参加一个舞会。Werner手忙脚乱的换衣服时，把一个钮扣扯掉了。他的针线活很滥，而又不想迟到，於是他从衣橱里拿了件白色制服就跑了。结果那些贵妇们把唯一身着白色礼服的Werner当作了军衔最高的贵客，对他青睐有加。在应接不暇的舞曲中，Werner只能以抱歉和无辜的目光回答Peiper恶狠狠的注视。那天晚上，Werner终於作了一次舞会的‘Top Dog’。”
诺曼底战役前夕，这段生活无疑是Wolff最幸福的时间之一。每天傍晚，Wolff都要和当地的天主教神父就着一瓶红葡萄酒聊天儿，消磨时光。
诺曼底
7月9日，当希特勒青年师(HJ)在浴血奋战时，LAH还被莫明其妙的安置在后方，等待进攻命令。这群曾经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们，只能伴着隆隆的炮声玩纸牌。在党卫军第一旅(I. SS-Panzer-Korps)的命令下，Wolff带领的第7连被借调到Bully作为第2旅的后备力量。在调动的路上，他们尝够了盟军空袭的苦头。到达Tully后，Wolff极不可耐的坐着他的两栖通讯车在战场边缘跑来跑去，侦察突击的最佳方位。但一直没有他希望的反攻。7月18日晚，他不得不奉令在最后一刻撤出了城市。
8月1日，Wolff的队伍在Tilly已经与加拿大人纠缠了几天。他所守卫的地段关系到整个LAH师的进退。在没有任何后援的情况下，他带领手下顶住了加拿大人至少5次进攻。在战斗中，他的指挥坦克的炮塔被卡住，而敌人的坦克同时也瞄准了他。Wolff在千钧一发之际强迫坦克转弯，从卡住的炮塔里瞄准并轰击敌人，并不顾机械故障，直冲到前线纵深地段为止。为此他被授予Honer Roll of the German Army的荣誉。
他的手下Kahlen回忆，“他是一个典型的理想化青年，对自己和下属要求非常严格，并且雄心勃勃。他不能接受任何反对意见，对独断专行，违抗上司的行为一点都不会犹豫。但有时他自己就是个大孩子。他心思紧密，考虑周到，偶尔会听取他的炮手的意见。”很令人惊异的是，这样一个冒险家平时喜欢读古典文学。他的口袋里总揣着Friedrich Holderin的诗集，里面是他最喜欢的一首“为祖国而死”。更稀奇的是，在古典文学方面，Wolff颇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战友。
由於盟军无休止的轰炸，LAH在诺曼底毫无建树，只能在小范围区域内作防守。无线通讯被禁止，电话线也经常被炸断，通讯兵们在各指挥部间疲於奔命，仍然不能及时更新战况，联系各部队的作战方案。由於需要亲自上前线侦察，各级指挥官，从师级的将军到野战排的少尉，都不时冒着灭顶之灾的危险，开车在战地间穿梭。Peiper的传令官Werner Hentschel回忆道，“我唯一能作的，就是拼命踩油门，祈祷不要中弹……”
8月18日，Wolff的腿部再一次负伤。两天后，LAH开始了悲惨的逃离法莱斯包围圈的征程。师长Theodor Wisch险些因为重伤的双腿而死于一个谷仓里。代理团长Kuhlmann也在突围过程中背部被插满了弹片，从此再也没有返回LAH。大批营连级军官和老兵们或者被俘，或者因为受伤而从此转入后备役。Poetschke只好再次接过LAH第1团的残部，顺利突围。由於他在紧要关头表现出的领导能力，不久他就升任了少校。
9月，LAH回到了德国境内。11月，已经升任中尉，还在一瘸一拐的Wolff开始组织其连队的训练任务。11月9日，在第1团的受勋仪式上，Poetschke被授予了近距离作战银质勋章，标志着他完成了25次近距离战斗，虽然他的真正参战次数已经达到了金质勋章的级别(50次)。(德军的勋章数量似乎供不应求。据说LAH的第4任师长Otto Kumm被授予骑士十字勋章的双剑时，不得不暂时借用Peiper的勋章) Wolff回忆道，“这天Peiper把金质负伤勋章别在了我胸前。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Wolff，这枚勋章之后就只有一个木制十字了。’可是我当时根本就没听进去……”
阿登战役
12月，阿登战役打响。Poetschke已经担任了LAH第1团第1混合营(I. (gemischte)/SS-Panzer-Regiment 1)的指挥官职务。而Wolff却因为尚未伤愈，没有参加这次战役。关于Poetschek在这次战役中的记录并不多。他的部队紧随主力一路西进。他本人和上司一起眼睁睁的看到Rrois-Ponts附近的桥被炸断。在Stoumont附近，Poetschke手下的第2连因为美军的顽强抵抗而决定放弃进攻。Poetschke在暴怒中从指挥坦克中跳出来，抗起一个反坦克“铁拳”，威胁如果任何人退却，他就向逃兵开炮。这一招居然很有效，德军继续强攻，在Stoumont俘虏了150名战俘，缴获了4辆坦克和若干重型反坦克炮。Poetschke事后因为此次战斗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上的橡叶标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