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与张大民比较谈
很早就想比较一下《阿Q正传》（1921）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1997）两部中篇小说的主人公，这两个再卑微不过的小人物形象，以70余年的时间差距，不但显示了现代文学与文人心态的演进轨迹，而且积淀了20世纪中国文化、社会与历史的风云与波澜。解剖麻雀，收获远在麻雀个体之外。
也许把张大民和阿Q相提并论抬举了刘恒，《阿Q正传》是“新文学之父”鲁迅最著名的作品，甚至被认定为现代文学发轫至今最优秀的小说。在这部思想价值大于艺术价值的作品里，作者操纵着他对中国人国民性认识的载体——一个浙东农民，让他尽情地展露出奴性、卑贱、可怜和可恨。阿Q是脸谱化、漫画化的，是概念先行的，他的一切神貌和活动全是作者理念的承载；而概念化、脸谱化、漫画化是对人物内心的漠视，作为一个具体的人，阿Q在“没有取得人的资格”的生活中的内心状态没有得到冷峻的作者的深入抚探，“精神胜利法”是鲁迅对这个古老国家纭纭众生赖以生存心态总体上的有力而准确的概括——《阿Q正传》没有把阿Q这个人写到骨子里，但把中国这群人写到了骨子里。以后的文人再也没有鲁迅这样的思想家式大手笔，被调戏了的小尼姑骂道：“这断子绝孙的阿Q！”，阿Q形象的概念化倾向不但没断子绝孙，反而在以“革命样板戏”为代表的“作品”里浩浩荡荡，因为其“概念”的粗陋不堪，只能是鲁迅开创的概念化形象的不肖子孙了。
张大民的形象是惊艳登场的，不知道在这些年来的文学里，还有哪一个形象有张大民这样血肉丰满——他几乎满足了对文学形象的一切要求：外貌描写，心理描写，动作描写，细节描写，地域色彩，个性与共性的结合，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尤其是那出神入化的语言描写，只怕便是老舍再生也会俯首。刘恒显示了语言大师的资质，并且力透纸背而又游刃有余地驾驭着作品和生活。我们可以不困难地概括出张大民的性格特征，比如卑微而有自尊，无力而能积极，有市侩气息，更热心热肠等等，但作品浑然天成，看不出一丝理念支配形象的痕迹，就象水融化在水里——时至20世纪末，中国新文学的确圆熟多了。阿Q是被鲁迅摆上解剖台的样本，展览和解剖过程令“看官”毛骨悚然；张大民则是被刘恒细致“偷窥”并精心记录的邻居活人，给读者更多的是会心一笑和浅浅一叹。
两人都是小人物，受重重抑迫，有不大的能耐和很大的烦扰。面对难以扭转的境遇，阿Q的高招是“精神胜利法”，张大民的武器是耍贫嘴。“精神胜利法”以想象中虚幻的胜利抚慰伤痕累累的身心，求得生活的信心和乐趣；耍贫嘴以嘴上言辞的丰富精彩释放压力，转移挫折感和疲惫。我曾经认为，耍贫嘴的滔滔不绝神采飞扬难道不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吗？他的所谓“幸福生活”何尝不是自我安慰？同样是对沉重生活的无意义的消极反抗，鲁迅对阿Q予以冷峻审视和深刻批判，而刘恒描绘张大民的笔调却充满了理解、温情甚至几分欣赏——当代作家的精神高度已经从鲁迅的五四时代跌落得太多了！
未必尽如此。首先，张大民虽然和阿Q差不多境遇，但他一直跌跌撞撞地改善着可以改善的东西，与阿Q完全被动地对生活做出无力反应并不全相同，他的确有值得肯定的一面。更重要的是，从创作主体来说，鲁迅是五四时代的主人，那是个启蒙的时代，文人最先睁开了眼睛，看清了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痼疾，认识到了自己肩负的使命，充满了导师感和领袖感，以居高临下的态度面对着不觉悟的纭纭众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思维焦点在如何改良他们的国民劣根性，灌注他们以现代国民精神；而刘恒是出生在1950年代的作家，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文人是被“工农群众”“改造”甚至“专政”的对象，文学不但不再有启蒙民众的资格，而且被要求“为工农兵服务”，这和鲁迅时代正好倒了个个儿！进入90年代，又遇到市场经济大潮的强劲冲击，商业社会的英雄再也不是文人，而是商人，文人自己也和五行八作一样成为借助自身技能谋生的同一群体。至此，张扬的文人精神早已被政治运动和经济潮流摧残得落花流水，对民众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哪里还有世纪初五四时代的批判心力？倒是很容易对他们的痛苦与欢欣感同身受。鲁迅对阿Q的审视、解剖和批判，刘恒对张大民的理解、温情和欣赏，深刻体现了70年间文人社会地位和职能的剧烈变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