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有本用

　　回到家我将行李一扔就匆忙去二叔家里看望爷爷，一路上妈妈跟在我的后面给我讲爷爷近来的情况：前一段时间脸和腿肿得不成样子，动弹不得；现在整个人瘦得皮包骨，肚子却鼓涨得滚圆。医生说是肝癌晚期。  
　　我的眼泪在眼睛里打转。  
　　　　　　　　　　　　　　　　　  
　　学完三年的会计专业，学校将我们交给了深圳一家电子公司，我们一个班里三十多号人被学校卖给了人家当普工。月薪五六百块，一个月一天假，一天十二个小时。面对学校的态度我们觉得一片渺茫。同学阿飞说：总比什么都没的好。  
　　收拾好东西，一切准备妥当，学校的车都来了。这时爸爸打电话来了，我一接，他在那边半天不说话，象是什么事开不了口。我急了，对他嚷：有什么事啊，我还要赶车，晚了工作就没了。爸爸一听那边更没声音，半晌他闷闷的说：那你赶紧去吧，其实也没什么事，就是你爷爷也点想你的。尽管爸爸遮遮掩掩的假装轻松，但是我还是听得出他话里的沉重，而且没什么大事，他从不给我打电话。  
　　爷爷出什么事了？我急切的问，这时候司机在外面楼下猛按喇叭催人。听不到他的声音我更是心烦气燥：你说啊！  
　　爸爸说：你爷爷病得很厉害，昨晚一直嚷着要见你一面。他说怕见不到你了。说着爸爸哽咽起来。  
　　当即我的泪水模糊了视线。  
　　我对着楼下的车和行迹匆忙的同学喊：妈的，我不去了！拿起行李就往家里赶。  
　　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难以相信：新年伊始，我离家前见到的精神矍铄的爷爷竟然会突然病倒。他倔强的硬扎扎的头发和教训爸爸和二叔时的硬朗的脸孔叫我怎么也不相信他会在一时间病倒。想起他一起，我就会鼻酸好久。  
　　　　　　　　　　　　　　　　　  
　　在我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和二叔住在一起。他的脾气暴烈，训起他的儿子们来丝毫没一句软话，铁青着脸，声音巨响，骂得爸爸二叔都勾起头他却还没有罢休的意思。记得有一次，二婶出外打了一天的麻将，家里的事两耳不闻。气得爷爷在晚上召集了全家人开会，坚持要单过，而且有离家出走的意向，想去武汉。那一晚全家人在紧张的气氛中坐到半夜，软声软气的劝他，他倔强的摇头。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多的时候，二婶当着大家的面跟他发誓，以后再也不去打麻将了，他的气才消。大家才安心的去睡觉。  
　　爷爷年轻的时候是一村之长，每天早上吹着哨子在全村跑来跑去的喊人起来开工，因为脾气不好，见别人干活偷懒什么的，不是罚人家不吃饭就是扣人家工分。所以到现在还有人记恨着他，虽然中年一辈的都喊他老村长老村长的，可我知道他们不是出于本心，他们早就等着看这个老村长的笑话了。  
　　因此，爷爷是孤独的，在家里没几个朋友，每天总能见他一个人背着手从河西走到河东，又从河东折回来，站在村口看着山顶上的老头子老婆婆们群往群返，谈笑风生。在八四年他去了鄂州，在一家砖厂当一个小小的队长，领着一群人，还是由于他的脾气，做事严肃，制度鲜明，所以和大多的员工关系不和，两年后又回来了。  
　　九二年他去了武汉，从他在以后对武汉那一段岁月的回忆来看，那是他最感幸福和辉煌的历史。其实他只是在武钢的机总食堂做一个小小的豆浆师傅，每天在早餐开始的时候将热腾腾的豆浆盛给工人师傅们。那时我正读小学，趁着暑假他把我带过去玩，他在那里人缘不错，人家同事都亲切的喊他老张老张，有个和爷爷年纪相仿的老头隔几天就送给他一小瓶白酒，见我去了，还给了我三十张汽水票和五十张雪糕票。可惜我现在记不住他的名字了，只是在往后几年老听到爷爷称他老孙。  
　　在武钢的一个半月里，爷爷总是将我锁在他的小房子里，不让我出去瞎跑，怕我生事。每天我一觉醒来，他早就不见了影子，去食堂做豆浆去了，桌上留着油条和稀饭。等他下班回来，就带回了中午饭，一盒牛肉加半盒米饭。总之在那里度过了一个闷闷的暑假。  
　　爷爷将我从武汉送回来时，村里好多人都来观望。爷爷抽着烟，怜爱的摸着我的头，奇怪的是他告诉村里人，他带我游览了黄鹤楼，武汉长江大桥，还带我去汉口看了火车。这些名词我也只是从书上见过，村人更是闻所未闻。见他们都一脸的羡慕，我也只有糊里糊涂的应付：好玩好玩。  
　　若干年后，火车我也坐上了，黄鹤楼也去玩过。武汉一桥已经老态龙钟，破旧不堪——其实那些地方并没有什么好玩的。我想爷爷的欺骗不是为了他自己，只是想向人家证明，他的孙子是个很幸福的孩子。  
　　　　　　　　　　　　　　　　　  
　　在二叔家的一个阴暗的角落，爷爷身上裹着一件军大衣，无力的靠在一个靠椅上，他的身子下面垫着厚厚的棉絮。  
　　我儿我儿……见了我爷爷抖索着右手招我过去，左手努力的支撑着椅子要坐起来，他的眼里满是泪水。我跑过去靠在他的身边蹲下。他一把抓住我的手，想说什么却泣不成声。  
　　爷爷瘦得叫我寒心，满脸没有一处有肉的地方，眼窝深深的凹陷下去，篾片一般的手紧紧抓着我，怕我会突然消失了一样。无情的病魔折磨得他已不成人型了。好久后，他放开我，抚摩着他鼓胀的肚子，眼睛无望的看着我，嘴里喃喃的说：不行了，我知道，我就要死了。  
　　我哭着说：不会的，爷爷。  
　　他摇摇头，疼爱的看着我。  
　　　　　　　　　　　　　　　　　  
　　九六年爷爷从武汉回来，因为高血压他不得不离开食堂生活。回到家不到几天，又觉得很闷，自己就办了一根钓竿，有事没事去河边钓鱼。两天后他就将钓竿给折了，扔到河里，结束了无聊的垂钓生活，和外村的几个人一起做买卖耕牛的生意，赚了一笔钱，准备着自己养老。在我上大专的那年，他不顾二叔和二婶的压力，将钱都拿出来给我做生活费。当时他很高兴，一起聊天时，他说：我们家的祖谱上还没出过什么有出息的人，这次终于让我看到了。末了还骂骂咧咧的说：你爸爸和你二叔都是没出息的人，日子是越过越不成样子。  
　　爷爷对他的儿子一向很严肃，就想爸爸对我一样。我们一家三代都有这种毛病，我和爸爸从来不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一年下来没有三次聊天的记录。可是我和爷爷感情很好，我从小和他睡一床，不爱回家，并且我可以敲他的脑袋和他开玩笑，刮他的鼻子，然后互相追打。妈妈叫这为隔代亲。  
　　　　　　　　　　　　　　　　　  
　　回家后我一直傍在爷爷的身边，扶他上厕所，拿着老中医的药方去药房抓药，他说肚子涨得慌，我就四处打听，弄到一个偏方，然后兴奋的按照偏方去河里抓田螺，抓满五个后用石头砸碎，去壳，再拌上盐，一起捣匀，拿布包好，敷在他的肚脐上，做完这一切，爷爷又拉着我的手不放。  
　　我说：爷爷我还得去煎药呢。  
　　三天后的一个午后，爷爷突然叫住我，我跑到他跟前，他示意我搬张椅子过去和他坐在一起，我依了他。只听他微弱的声音在问我：听你爸爸说，你找到工作了？  
　　我不想令他伤心，嗯的应声答应他，他笑了，小声的说：跟我讲讲在哪里，都干些什么。我努力克制自己心里的悲痛，欺骗他：我在深圳一家外企做会计，很轻松的，月薪一千多。爷爷干瘪的脸上笑容更欢，一把抓过我的手：我的孙子真不错！可惜我见不到你出息的样子了。  
　　爷爷替我高兴的表情象刀子一样割痛我的心，我使劲的摇头：不，爷爷，你会好起来的。  
　　爷爷第二天的精神好多了，吃了大半碗米饭，饭后还让我挽着他四处走动。见了迎面过来的村人便向他们诉说我的工作情况，消瘦的脸上满是自豪的神情。我在一旁勾低了头。  
　　小时候爷爷对村人的欺骗，目的是因为爷爷疼爱自己的孙子，现在我对爷爷的欺骗只是因为我敬爱着我的爷爷。  
　　　　　　　　　　　　　　　　　  
　　一个星期后，爷爷着急我的工作，让我赶紧去上班，我不想让他失望，点头答应。走的前一天晚上，爷爷没有留恋，只说：去吧去吧，让我看看你拿工资的模样。愣了愣他悠悠的说：等我的孙子拿了工资，就有人带我去武汉了，我看看我的老朋友！  
　　武汉是爷爷心中依依不舍的地方，那儿有他一段难忘的经历，有他很要好的一位老朋友。  
　　　　　　　　　　　　　　　　　  
　　在这里我把爷爷去武汉当作他一生中要做的第一百件事，这个心愿他在看着我——他的孙子，希望我能帮他完成。  
　　我一生中要做的第一百件事就是让爷爷看到我拿工资的样子，带他去武汉看看。  
　　　　　　　　　　　　　　　　　  
　　我现在刚刚到达南方的一座很繁华的城市，没来得急卸去一身的疲惫就到人才市场去投递我的简历和求职信，一个信念一直在支持着我，鼓励着我：爷爷，我一定要带你去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