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男人如何动了老板和他的女人（长帖 [复制链接]

我们这个单位很怪——实际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官僚部门都很怪——有一项重要的考核指标，是考核处级部门与每个人的“资讯发表篇数“。这就要求单位的每一名职工都要皱着眉头握起笔，把单位的资料进行分析总结，写成新闻报导向报社投稿，如果报社发表了一篇，部门就会获得一分，撰写报告的职工除了稿费之外，还可以从单位领到五十元的奖金。
　　
　　这个考核标准真的对了我的脾胃。
　　
　　早在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就是几家杂志和报纸编辑的“统战对象”，即使在我工作之后，我的稿费也经常性的高于我的主营业务收入。以我的能力，搞几篇“资讯报道”，岂不是手到擒来吗？
　　
　　我把事情想得非常简单，并立即动笔开写，写完后请处长审阅，处长签字后报局长，然后投稿发出，然后一如泥牛入海，从此没有动静。
　　
　　我连续投了十几篇稿，却始终未有任何消息。直到有一天，我又拿着刚刚写好的资讯去找处长审阅，可处长却不肯签字，他推开我递过去的资讯，说：“不要光知道写啊，你是咱们处里的骨干，光写不行，你得发几篇啊，要不咱们处里的分都被你给扣光了。”
　　
　　当时我的脸涨得痛红。才知道局里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规定，对处室的考评除了发表的资讯篇数之外，还有一个比例的问题，如果写得多而媒体发的少，分数反而会降下来。我再瞅瞅处里的其它同事，才发现同事们压根不急着动笔，而是先去报社找关系，找熟人，都谈妥当了之后，这才动手撰写，一炮而中，远不是我这种初出茅庐的嫩孩子能比得了的。
　　
　　可有件事我就弄不明白，以我的能力，发出那么多的资讯，难道竟没有一篇能够被采用的吗？几十万字的小说我都出版了，难道还搞不掂这么简单的一篇报道？莫非真的是我的专业能力有问题？
　　
　　正当我纳闷的时候，事情有了意外的变化。
　　
　　那天我正坐在办公桌前琢磨，处里一位年长的女同事满脸神秘的招手叫我过去，让我顿时心跳加快。因为这名女同事年龄虽然比我大上几岁，却是单位里有名的美女，平时她在处里不苟言笑，极是端庄，这时候却突然招呼我，我的心脏顿时就有点失控。
　　
　　等我到了她的办公桌前，就见她拿起一张当天的报纸，对我说：“这篇报道是你写的吧？”
　　
　　我探头一看，顿时大喜过望，那篇报道上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用处里那台大家玩游戏的电脑敲出来的，为了这个事同事们已经对我有了好大的意见，如今终于有了个结果，可想我是多么的兴奋了。
　　
　　可是同事却又说了一句话，顿时让我目瞪口呆。
　　
　　她说：“可这上面的署名不是你呀。”
　　
　　我再仔细一瞧，果不其然，报道虽然每个字都是我从脑袋里挤出来的，可是署名却是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人名。
　　
　　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把报纸拿过来，茫然了。这时候另一名男同事走了过来，只看了一眼，就说道：“这小子是报社的记者，我还认识他呢。”
　　
　　我明白了，我被人偷了，被剽窃了。辛辛苦苦写出来的文章被那位不认识的先生只是改了一下署名，就成了他的作品了。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同事们全都凑了过来，伸头看了个究竟之后，就安慰我几句，然后又去忙他们自己的事情去了。当时我心里说不出的委曲，有着一种强烈的想要大哭一场的欲望，真希望能有一个人在这时候帮我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可是没人对这件事情感兴趣，象这种事，他们见得多了。
　　
　　我有一种冲动，想立即打电话给报社，找到那个剽窃我的报道的人，当面质问他，但我的手一碰到话筒，就颤抖起来，我心里害怕。
　　
　　我害怕什么？实际上我只是害怕与人争吵，害怕与人打交道。但我的心里不肯承认这一点，虽然我还没有能力与勇气处理好在我人生中第一次意外事件，但我的心理防御机制却是很健全，我很快就替自己找到了一个回避现实的理由。
　　
　　我安慰自己说：这件事还是算了吧，对方毕竟是报社的记者，如果我还想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东西的话，就不要把关系弄僵。
　　
　　这件事并不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小挫折，我的处理方法才是。
　　
　　我不敢向报社反映这件事，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而我为了自己的懦弱而寻找的借口，却终于导致了我第二次难堪事件的发生。

（2）又一起难堪事件
　　
　　第一次剽窃事件之后还不到一个月，我突然接到当地一家杂志社的电话。
　　
　　需要解释一下，象我们单位所写的那种“资讯报道”，其新闻价值并不高，外地的报刊是绝无可能刊登这一类东西的，只有当地的报纸杂志才有可能发表，这也是我们所撰写的文章都集中于当地的原因。
　　
　　给我打电话的这家杂志，虽然发行量极小，却是权威部门主办，极有来头的。接到这个电话时，心里就有些兴奋。
　　
　　电话里是一个粗喉咙的男人，他大声吼道：我们这里收到一篇投稿，是什么什么内容，是不是你写的？
　　
　　我急忙回答：是我，是我写的。
　　
　　然后对方隆重宣布道：“这篇文章，我要了，我有用。”
　　
　　天地良心，这是他当时的原话，一个字也不会错的，虽然事隔多年，却仍然言犹在耳。当时我呆了一下，难道我的文章他“有用”，我就没用吗？没用我费这么大的劲写这东西干什么？还没等我想清楚这个“我要了”是什么意思，对方又粗着喉咙吼叫了一声：“没问题吧？”
　　
　　一瞬间我明白了过来，这又是一位“抢劫者”，不过与报社那位不同的是，这一位是同你打个招呼，变暗偷为明抢，那我应该答应他吗？
　　
　　虽然事隔多年，我却至今仍然非常佩服我自己的反应能力，我几乎是立即回答道：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在放弃自己的权利与生存空间这方面，我这一次的表现与行为堪称所有失败者的典范了。
　　
　　听了我的回答，对方随即命令道：那好，你马上过来一趟，这有几个地方还要改动一下。
　　
　　我立即蹬上自行车，心情激动的赶了过去，一路上想入非非，自以为如果我出卖了自己的利益，那么，我就与对方成为了“朋友”。做为“朋友”，这位兄弟怎么也应该投桃报李，以后多给我发表几篇文章吧？
　　
　　当时的我一点也不了解这个社会，更对职场上的游戏规则一无所知，完全是凭了自己的臆想来解读这个世界，遭到了日后的羞辱，也是必然的事情。
　　
　　帮助别人做坏事，甚至不惜以损害自己利益为代价的，是最典型的小人行为。小人之行，必有小人之辱，这个道理，直到很久之后我花费时间慢慢咀嚼孔子的《论语》，才终于把这个道理想明白。

我骑自行车赶到了杂志社，却惊讶的发现我见到的那位兄弟与电话里表现的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人，电话里的声音喉咙粗大，说话极有气势，见面时却发现此人声音极是文弱，甚至有几分有气无力。连看我的眼神都是躲躲闪闪，不敢与我正视。
　　
　　做贼者必心虚。
　　
　　有一定博弈经验的人就能够依据这点反常马上研判出对方的虚张声势与恐惧心理，完全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反败为胜。但我在当时明显缺乏这种能力，我甚至连一点自我保护与防范的意识都没有，而是兴冲冲的帮着这个家伙蹂躏我自己，按照他的意思把那篇报道重新写过。
　　
　　我觉得自己终于交上了一个“朋友”，并因此而在内心里沾沾自喜。
　　
　　又隔了不久，我又有一篇报道发表了，在另外一家报纸，署名又是一个我不认识的陌生人。
　　
　　那是我被剽窃的第三篇文章。
　　
　　我的处长看了这篇报道之后，眉花眼笑，对我说道：你怎么老是出这种事啊。
　　
　　我委曲的回答：这怎么能怪得了我？
　　
　　处长笑得更是开心，说：不怪你怪谁？
　　
　　但我仍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原因正是因为处理不当而造成的，而由于缺乏足够的反省能力，我却将这几件事情归结为“社会真是太黑暗了”。
　　
　　实际上这个社会非常公平，每个人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之所以认为社会“黑暗”，是因为我自己有如一头戴着眼罩的驴，看不到那伏隐于职场惨烈博弈之中的游戏规则，所以我的眼前只看到一片黑暗。
　　
　　我严重怀疑佛门中的一句话：你心里有什么，看到的就是什么。
　　
　　以我一个刚刚进入社会的孩子，心里哪来的什么黑暗？但我当时却感受到了那种几乎压得人窒息的黑暗。
　　
　　事实上，我看到的，只是我心理上的缺陷与弱点。
　　
　　这一次事情发生之后，我仍然缺乏行动的勇气。事实上，从最初开始，我的懦弱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这种惯性在得到我不断的暗示与强化的前提下，已经进化成为了我的思维本能。
　　
　　虽然如此，但我心里仍然残存着抗争的欲望。但这种抗争的意愿，同样被我的心理防御机制所扭曲，体现为另一种形态。
　　
　　当时我的考虑是，要抓紧时间发表几篇，要让我自己有名，要让别人不再敢随意的剽窃我。
　　
　　于是我打电话给那位杂志社的“朋友”，他是剽友中的“君子”，是唯一获得了我的“剽窃授权”的人，他拿走了我的思想，应该有所回报。也只有从他开始，才能实现我的“多多的发表”的目标。
　　
　　那边接电话的却是一个不耐烦的女人声音，听到我要找的人的姓名，就回答了一句：怎么电话打这儿来了？他早就调走了！
　　
　　调走了？不会吧？
　　
　　我当时吃惊得嘴吧都合不拢，明明两周前他还在那间办公室里要求我修改“他的文章”的啊。我再继续问，回答更让我目瞪口呆。
　　
　　就在两周前，那个家伙让我写好稿子之后，并不是象我想象的那样直接发表在他们自己的杂志上，他才不会干这种无意义的蠢事呢。
　　
　　他把那篇稿子递交到了党委政研室，以此证明了他不仅对当地的政策与经济有着专门的研究，而且还有着极为可行的价值性建议。他因此而被直接调入了党委政研室，从事专门的研究工作。
　　
　　仅仅两个星期，这家伙就干成了这么漂亮的一件事情，其效率之高，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凭心而论，这个家伙在利用别人的智慧方面堪称天才，的确有资格拿走他想要的任何东西。
　　
　　惊愕之余，我对这个家伙产生了由衷的钦佩之情。
　　
　　我想，如果在我的职战生涯中有着老师的话，那么，他就是第一位。
　　
　　只是，事隔多年，这却把这个家伙的姓名忘得干干净净，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3）一件让我重新认识社会的事件
　　
　　事后回想起初涉职场的当年，时常让我手心冰冷，捏一把汗。我同几乎绝大多数刚刚走入职场的年轻人一样，从来也不缺乏有经验的长者的教诲，只是我们的偏激思想扭曲了我们的思维，导致了我们对这个社会信息的有选择性接收。
　　
　　同大多数人所认为的不一样，实际上一个刚刚走入职场的年轻人，由于对职场的隔膜及游戏规则的一无所知，始终处于一种自觉或是不自觉的恐惧状态之中。这一状态导致了年轻人心理防御机制的启动，其表现形式为：用自己的习惯性思维臆造出职场与社会的游戏法则，并遵循这个并不存在的法则而行事，同时也这样要求于别人。
　　
　　所以，往往越是年轻人，思维就越是顽固，拒绝变通，也越容易成为愤世嫉俗的“愤青”！
　　
　　因为年轻人的自我尽管虚幻，却是他们人格形成的唯一凭借。如果把职场比喻为大海，那么这个用解剖刀找不到的自我人格，就象是大海里的一艘小舢板，别管这条舢板是多么的禁不起风浪，怎样的跑冒滴漏，但如果离开了这条小舢板的话，远行者就会溺毙于潜意识的海洋之中。
　　
　　让一个年轻人接受“现实中博弈而形成的”职场游戏规则，就意味着让他们先行放弃他们在海洋中飘泊时赖以保命的破烂舢板。除非他们已经及时的打造出新规则的战舰，否则，他们是无法离开这条渗水破裂的小船的。
　　
　　这就是我当时的情况，而且看不出有丝毫的改变的迹象。
　　
　　幸好当时发生了一件极其意外的事情，这一事情虽然不是发生在我的职场范畴之内，却让我因此而重新认识到了这个世界，并彻底的扭转了我偏激的思维。
　　
　　在发生这件极尽戏剧化的事情之前，我已经意识到了前景的不妙，我知道肯定有什么问题发生在了我的身上，我必须要行动起来拯救我自己。于是经过多日的犹豫与绝决，我终于强迫自己，趁办公室的同事们都不在的时候，打了一个电话给第三家剽窃我文章的报社，要找剽窃者理论。
　　
　　之所以这个电话要选择在办公室无人的时候打，是因为我心里的恐惧感，我当然知道打了这个电话也不会有人吃了我。但我不懂规则，对陌生的事情缺乏把握，心里的迷茫与失措也就是正常的了。

报社方面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只用了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还没等我结结巴巴的把话说清楚，对方就不耐烦说道：那个署名不是我们报社的人，是读者的投稿，你自己找作者说去吧，这事跟我们无关！
　　
　　然后她就要挂断电话。我急忙嗑嗑吧吧的问“作者”的联系方式，对方冷冷的扔过来三个字：“不知道！”就把电话挂了。
　　
　　我明明知道对方是在推搪，报社既然用的是“作者投稿”，岂有不知道投稿者的联系方式的道理？我甚至怀疑这个接电话的女人正是剽窃了我的文章的人，否则她何以如此回答我？
　　
　　实际情况是，接电话的人完全可能与此事没有任何关系，她甚至有可能只不过是一个新来的扫地工,也有可能她只不过是一个新来的实习生,遇到这种情况根本不敢在报社里说话。而我却将出现在报社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视为“报社”，一旦遭遇冷落，就认为这是报社的行为，甚至怀疑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好东西，至少也是心怀险恶，因为他们都不肯维护象我这样一个与他们全无关系的人的利益，受这种绝望心境的趋使，我当时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但是接下来，就发生了那件比任何一部小说的情节都更刺激人的事情。我小时候一位朋友方哲的哥哥方庆，从老家赶来省城，到了之后打电话找我，让我帮他安排几个当地老乡的聚会。
　　
　　方庆是赶到省城来营救他的弟弟方哲的。
　　
　　方哲是我幼年的一位同学，这家伙绝顶聪明，双手灵巧得惊人。他曾经从垃圾堆里捡到一块破烂的陶瓷片，被他三搞两搞，竟然搞成了一匹奔马的形状。但这双巧手却被他使用的透支了，他的手会经常在人所不知的情形下伸进别人的衣兜里，将别人的东西据为已有。
　　
　　说清楚点，我这个同学是一个“偷盗癖”患者，这种人如果生在发达国家，多半会被送到心理医师之处进行心理矫正。但不幸的是他生在中国，这就决定了天下之大，却只有一个地方可供他去——监狱。
　　
　　就在前不久，无所事事的方哲去一个朋友家里做客，无意中听说了楼下人家出差不在家的消息，他立即行动起来，等一离开朋友的家，就躲藏在楼道里，然后再悄悄上楼，一脚踹开那户人家的房门，进屋后东翻西找，抱着几件毛衣和一台录相机跑掉了。
　　
　　方哲将这些东西带回了家，却越想越觉得自己吃亏了，因为那家还有一台彩电没有拿，这让他有着一种意犹尽的感觉。于是他又返回来，并考虑到自己最多只能搬动彩电，那户人家的床他一个人搬不动，就临时在大街上雇了辆三轮车，兴高采烈的杀回战场。
　　
　　蹬三轮车的是乡下来的民工，真的很能吃苦，在方哲的指导下，他独自一人将那户人家搬得净光，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了他的三轮车上，让方哲不由得为乡下人的勤劳而心生敬佩。
　　
　　战场打扫完毕，方哲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开路，满载而归的三轮车紧随其后，凯旋而归。走到半路上，突然遇到了警民联合的治安巡逻队，巡逻队拿手电筒一晃，问了一句：“干什么的？”听到这句问话，当时的方哲反应神速，背一弓，足用力，把自行车踏得飞快，眨眼功夫逃之夭夭。他逃得是那样快，巡逻队有一辆老笨摩托居然都没能追上他。
　　
　　方哲虽然跑掉了，那个蹬三轮的民工却被逮到了。这位可怜的老兄，他为自己的勤劳与勇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大牢里足足蹲了半年，这时候如果再有人对老兄讲什么勤劳致富的大道理的话，他多半会问候你的亲娘。
　　
　　却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警方毕竟不是吃素的，而方哲的手脚不干净又在当地“颇有名望”。案发之后，片区的一名警察去方哲家里看看，进门一瞧，啧啧，那户人家失窃的毛衣和录相机还放在方哲家的客厅里呢。
　　
　　事情闹大了，方哲吓坏了，跑到了不知什么地方躲了起来。哥哥方庆把他狠狠的揍了一顿之后，却也知道方哲这个毛病不是一天两天的，没听说过蹲大狱能够矫正人的心理疾病，哥哥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护得弟弟周全。
　　
　　就这样，方庆赶到了省城，几经周折，终于和一位部级的老乡见了面。
　　
　　这位老乡是我的家乡颇受人尊重的一位老干部，他自幼年参加革命，扛枪打仗，身上留着十几块弹片，有日本人的，有国民党的，还有自己人的，其中自己人的最多。关于这位老乡还有一个传奇故事，就在早年他带部队在前线打仗的时候，却因为队伍清洗异已，他被打成反革命，执刑死刑的人赶到前线，缴了他及警卫员的械，推出去正要处决。就在这节骨眼上，前方的敌人却攻了上来，势头极猛，见势不妙，上级英明果断，立即做出指示，让他先去指挥战斗，将敌人打退之后，再执行枪决。
　　
　　老干部暂时死里逃生，一面指挥战斗，一边发出讯息向上级领导求救，敌人打退了，可消息还没有反馈回来。老乡又被押赴了刑场，就在枪响前的一刹那，上级终于有新的命令下来了：准予他继续立功赎罪，但却剥夺了他的指挥权。
　　
　　这样的事情后来又发生过许多次，总之，这位老革命杀人放火是一流的好手，就是玩不转职场。否则，以他的资历，也不会被废黜出一个荒远的小地方去。
　　
　　革命是神圣的，但革命的职场上同样存在着游戏的规则。而规则是客观的，是不会受任何影响的，绝不会因为目标的神圣而变得神圣起来。
　　
　　这一规则一直主宰着这位老干部的一生。当方庆见到这位老干部，将礼物呈上，说出自己的要求之后，老干部立即回答了他一句话：
　　
　　可以，我可以救你的弟弟，但你必须也要帮我做一件事。
　　
　　方庆愕然，老干部如此名望，势可通天，难道还会有什么需要他的帮忙吗？
　　
　　但老干部却说：这个忙也只有你才能帮得了。
　　
　　方庆就问：我能帮叔你做点什么呢？
　　
　　老干部回答：你帮我把我儿子救出来，我就帮你把你弟弟救出来。

（4）老干部遭遇老油条
　　
　　事情的经过，说起来让人发噱。这位老干部戎马生涯，一生历尽宦海浮沉，称得上智者了。但是他的智慧终究受到时代的局限，传统的农业思维对这位老革命熏染之深，远超过他在革命职场中所受到的“教育”。
　　
　　老干部最大的心愿，是将自己门系的香火传承下去，但是老伴的肚皮却是不争气得很，连生了三个出色的女儿，长大后都成为处级以上的干部，却怎么也搞不出一个儿子来。所以老干部五十岁的那一年，过继了他家族的一个晚辈，算是得到了一个螟蛉之子。
　　
　　到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过继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在一家银行干校毕业后，就由他的姐姐将他安排在了银行系统。小伙子自幼养尊处优，长得皮肉雪白粉嫩，而且他从小和三个姐姐一起长大，据说三个姐姐都拿他当四妹看待，结果搞得这孩子的性格很内向，说话细声细语，一见人就脸红，比许多女孩子还易于害羞。
　　
　　小伙子家世好，人品出众，就极容易受到女性的青睐，青睐小伙子的有年轻的漂亮女孩，也有年龄略大一些的美貌少妇。相对来说，年龄大一些的少妇在情场上的际遇更多一些，实战经验也更丰富，办起事情来讲究一个简捷明快，没那么多的拖泥带水。而小伙子毕竟年轻，关键时候，就犯下了所有男人都会犯下的错误，被单位里一个已经结婚却极爱在外边偷嘴的女人捕猎到了。
　　
　　但是没想到的是，这位少妇的丈夫却是一个混世油子，一根出色的老油条。此油条比他的妻子大出了有可能二十岁不止，而且这家伙极是悍勇，据说他虽然貌不惊人，没钱也没文化，但却手腕高超得很，那怕是他在大街上遇到的陌生女人，被他看中的话，他只要一包花生米就能够将对方弄上床。
　　
　　若非有如此惊人之手段，这位老油条也不会将象他妻子这么优秀的女人弄到手。可知这世上百怪千奇之事，在所多有，远非是写小说的蹲在机器前能够臆想出来的。
　　
　　据说——还是据说——据说老油条娶到年轻美貌的妻子之后，就对妻子进行了严格的家教指导，指导的日程安排如下：老油条专门带着新婚妻子去夜总会找小姐，让妻子在一边看着，如果妻子竟然不吃醋，那是绝对不可以，因为这就证明了妻子不爱他，回到家后必定会惨遭修理。而如果妻子吃醋太明显的话，也不行，不符合大户人家的风度，还是要继续修理。
　　
　　总之，老油条如此修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却甘之如饴，享受得极是舒服，除了偶尔在外边偷吃两口，两口子的小日子过得恩恩爱爱，甜甜蜜蜜，羡慕死别人。

按说在老油条如此严格的管理与指导之下，他的妻子很难有机会搞怪，事实上这也是后来老油条大战老干部的理由之一。老油条一口咬定，他的妻子是绝不会主动引诱老干部的儿子的，除非，是老干部的儿子主动强暴他的妻子。
　　
　　总之，这世上的事情，最复杂不过的就是男女情事，纵使是上帝，遇到亚当和夏娃搞怪，也只能是将他们轰出伊甸园了之。如果谁能想出比这更好的法子，那他肯定比上帝还要强。
　　
　　但是没人能够比上帝更有本事，这就注定了此类事迟早会爆出花样。
　　
　　老油条是如何发现了妻子在外边偷嘴的，这个过程谁也说不清楚，但事情的进一步推进却是许多人所亲睹的。事发之后，老油条的妻子情知不妙，逃到了父母家躲藏了起来，被老油条冲进去，当着岳父岳母的面将妻子揪出来，喝令她脱光衣服，跪在地上，将偷嘴的全部经过如实的写出来。
　　
　　这位妻子足足写了大半个晚上，这期间，她的父母就眼睁睁的在一边看着，却束手无策。
　　于是老油条获得了第一手的证据。
　　
　　老油条终究是老油条，情知对方权高势重，只须一根手指头就能捏死他，若没有更进一步的证据，此事张扬开来，对自己只是有弊无利。
　　
　　然后事情就发生了，老油条的妻子诚请小伙子去她的家里做客，小伙子食骨知髓，正是贪恋这一口的节骨眼上，接到邀请之后欣然前往。这一过程在当时曾经被传得沸沸扬扬，其中包含了许多诲淫诲盗的细节，有人说那女人水多，所以小伙子在路上时还曾在一家商场的门前停下，进去买了四条新毛巾，比这更刺激的细节还有许多，但大半未得到当事人的肯定，所以不再提起。
　　
　　然后小伙子被老油条当场捉获，这时候他的妻子也一口咬定，是小伙子存心不良，企图对她行暴，幸得她丈夫回来及时，诸如此类，说得有鼻子有眼。
　　
　　关于此事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小伙子是真的居心不良，老油条无端受辱，当然会不肯罢休的了。至少，警方是相信这一种说法的，因为小伙子进去了。
　　
　　这样的事情，对于许多人来说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小伙子背后的靠山是何等的强硬，他的养父位高权重，战友与部下分布于公检法等实权部门之中，而且小伙子的三个姐姐姐夫也都是市里省里有头有脸的人物，任何人只要说上一句话，小伙子就会平安无事的出来。
　　
　　这样想的人，恰恰是与职场相隔膜，对职场的博弈态势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实际情况是，任何一个职场都是一个矛盾共生体，纵然是老干部家里的势力再强大，但在职场中总会有许多牵扯他的力量。除此之外，职场中还有许多以“抗上”而立身的怪人，这些人遍布于职场之中，只认一个死硬的原则，楞是谁的面子也不肯卖。而且这样子的人最容易获得升迁的机会，因为他们是以酷吏标榜，以能力立世，政治斗争中的任何一方势力都在极力的争取他们，亦或是依赖他们。
　　
　　不清楚老干部一家遭遇到的到底是什么情形，但是据说——又是据说——小伙子进去之后，就惨遭修理，逮住什么招什么，连小时候偷同桌女生的铅笔这种事都招了出来。小伙子的二姐恃仗与警局关系不错，硬是闯进了刑讯室，她瞪大眼睛闯进去，淌着眼泪走出来，强颜欢笑的掏出钱来给负责刑案的小警察们买烟抽，和这些她们家向来瞧不在眼里的小人物们套交情，小警察们却不肯抽这个烟，只是一再声称自己是“按法律办事”，怪不得他们。
　　
　　老干部心疼养子，一方面调动关系，求助各方势力，另一方面亲自找到老油条道歉，想求老油条放他儿子一马，却被老油条拒之门外。
　　
　　一番活动的结果，小伙子的卷宗终于递交到了法院，老油条已经放出话来了，这事不死不休，除非他亲眼看着小伙子进监狱，否则，老油条就和老干部对上了。
　　
　　正当老干部束手无策之际，方庆为了营救他的弟弟找到老干部的门上来了。老干部不愧是久历政治风波，知道这件事如果再由他出面的话，情况就会越糟糕。相反，如果这件事由方庆这样一个与此无关的人来办理的话，说不定他的儿子真的会平安无事的回家来。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方庆答应了老干部，找了一伙小混子跟老油条大战一番。我还曾被拉去凑个人数充当说客，参与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围剿老油条战役，记得那两天是我最兴奋的时候，每天激动得都想哭一场。而老油条家里更是人满为患，说客盈门，这些人有的讲理，有的说情，有的威胁，有的利诱，连续几日的车轮大战下来，搞得老油条痛不欲死，恨不能立即跳楼。最终迫得老油条招架不住，不得不撤诉。
　　
　　这样一件事，充满了猎奇的色彩，其对正值年轻的我的心理冲击，是何等的强大。
　　
　　我终于发现了一个规律，人在职场，无论你的身份有多高贵，靠山有多强硬，关键时候还得看你自己的表现。如果你不争气，再强大的门阀也帮不了你，如果你足够强的话，完全可以依靠自己而成功。
　　
　　但是我的思想仍然不够成熟，仍然是非常的浅薄，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没有看到问题的另一面。
　　
　　实际情况是，一个人的家世背景在职场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一作用的值是中性的，如果你立得正，行得端，这一值就会是个正数，就会帮助你比别人更容易成功。反之，如果你的行为有差池，做出了有辱家族名誉的事情，那么，这个值就会成为一个负数，值数越高，负面效果也就越明显，所引发的职场动荡与冲击也就越猛烈。
　　
　　但是当时的我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我只是从老油条的悍勇中总结出来一条规律：职场这玩艺，就是软的怕硬的，就是硬的怕横的，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就是老干部怕老油条，就是老油条怕老扯皮。
　　
　　这一观点的偏颇性是一望可知的，但这种观点确实是我当时的想法。最重要的是，这种偏激的观点，对于矫正我初入职场时所形成的懦弱心理，取得了非常明显的矫枉过正的效果。
　　
　　当时的我情绪非常的激动，自以为掌握了天底下最大的真理，跃跃欲试的准备与那些侵凌我的人决一胜负。
　　
　　这种心态就足够了！
　　
　　冲啊！
　　
　　我真正的职场生涯开始了。

5）我的职场第一战
　　
　　我开始变成了一只好斗的刺猬，以一种制造冲突的思维来解决此后遇到的问题。我曾经在《职场动物进化手册》一书中详细的论述过刺猬这种员工的生存状态，对其心理的刻画，正是取材于我自己的经历。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的职场第一战虽然战果辉煌，但殊无光彩可言，那是一次错误的偿试得到了许多关爱我的人的谅解的结果，而非是我的能力的体现。
　　
　　但是说来也怪，这个世界仿佛与人的心灵有着某种沟通，这其中牵涉到容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内在的玄秘更多的涉入了心灵学的领域，不是依据日常的道理能够解释得清楚的。但是总之，当我鼓励自己象老油条那样悍勇，跃跃欲试的寻找战机，准备和不论是谁只要他侵犯到我的利益的人大干一场的时候，以前我所遭遇到的那些怪事却突然来了一个急刹车，再也没有发生过。
　　
　　报社和杂志的人不再剽窃我的文章，反而是编辑们主动打电话约我吃饭，请我做他们的专栏撰稿人，单位中有些完不成发稿任务的同事，居然还求到我这里，托我介绍报社的朋友给他们认识。
　　
　　这时候我才惊讶的发现，当地的报社简直就象是个车马大店，里边的编辑记者实习生走马灯一样的变换个不停。不过是一年的时间里，报社里的人员已经换过了大半，我问起抄袭我稿子的人，他们怀疑是当时的实习生干的，这样说好象也没凭没据，就一句话，人早就不在报社了，没法子再跟他们理论了。
　　
　　对报社和杂志的人我客客气气，但对单位的同事，我却没有一点好脸色。
　　
　　脸色不好，是因为我心情不好。
　　
　　我的心情岂非是不好，简直是恶劣到了极点。
　　
　　因为我听到一个消息，我们单位打报告说：单位已经严重超编，今年不打算接收新毕业的学生，也不会招聘新的公务员。
　　
　　这个消息让我惶惶不可终日，单位如果不招聘新的公务员的话，那么我又算什么？我拼死拼活给他们干了一年，居然就这么一个消息把我给打发了？
　　
　　我的脾气愈发狂燥，终于同事们吵起架来，处长就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问是怎么一回事。趁这个机会，我就把这个情况说了。
　　
　　听了我的话后，处长立即变了脸，把我狠狠的训了一顿。

他说：单位招不招公务员，管你什么事？就算是招公务员，也未必就招你，就算是不招公务员，你未必就不能转成公务员，跟个毛脚虱子一样又跳又叫，显得你有本事了？你在处里干了一年了，干的怎么样你自己心里清楚不清楚？该不该转成公务员，你自己心里还没数？你再这么闹下去，早晚会因为这个脾气吃大亏。
　　
　　训斥了我一番之后，处长的心情空前好转，就对我讲起了他的个人奋斗历史。事后好多年，我才意识到，我这位处长真是一个有着大智慧的人，只不过当年我距离他太近，而且我缺乏识别人的眼光，所以才会与这位人生导师失之交臂。后来我这位处长转入金融行业，在业界也颇有几分名气，做得事业称得上风生水起，我曾以他做为原型塑造了《博弈场●资本战争》中的郭文冰的形象，但以我当时的小人心态走近他，却很是“不逊”。
　　
　　当时处长对我说：他最早的时候是一个山村里放羊的，那时候他人生最大的理想是做一名赶马车的，因为赶马车比放羊舒服。为了这个目标他整整奋斗了五个年头，终于如愿以偿的赶起了马车。然后他又发现开汽车比赶马车要威风，于是重新修正人生目标，又经过了五年的奋斗，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卡车司机。然后他又发现，卡车司机并不威风，威风的是班车组的班长，于是他继续发奋图强，又是一个五年规划过去，他终于成了一名班车组的班长。然后他又发现，其实班车组一点也不威风，最威风的还是坐办公室什么事情也不用干的人，于是他继续拼搏，又五年，坐进了办公室。接着他又发现小城市的办公室不如省会城市的办公室舒服，于是继续折腾，再五年，进了现在这家单位，接着他想当官，当官多舒服啊，于是又五年，他终于做到了副处长的位置上。而后他又发现，副处长不如处长好玩，就接着打拼，再五年过去，他就成为了我的处长。
　　
　　处长对我讲这番话，是很有深意的。但我听不懂，我的心思却用在别的方面，在他讲述的时候我替他算了笔帐：他放羊五年，赶马车五年，开汽车五年，当班长五年，坐办公室五年，进入省会城市五年，普通职工五年，副处长又是五年，这是多少年过去了？不多不少整整四十个年头，可这位处长才多大年龄？三十岁挂零而已。
　　
　　我把这笔帐算清楚，得意洋洋的向处长指出来。处长听了后没有丝毫的难堪，而是开怀的放声大笑，还朝我的后脑勺拍了一巴掌，说：瞧，你这小脑袋瓜子多聪明啊，都他妈的装了些什么玩艺？听我的没错，就凭你这脑子，今年转成公务员没问题。
　　
　　说完这番话就把我打发了出来。
　　
　　在这位处长身上，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智慧。这种智慧源自于他从放羊娃到省直机关的超过他人生年龄的奋斗历程，是一种对世事洞若观火的研判与直觉，错非是对于这个世界有着深刻认识的人，是绝不会形成这样的智慧的。事实证明，此后的事态发展一如他所言。
　　
　　上面这个观点是我在职场几历波折之后才明白过来的，而在当时，他说完了我就忘了，就记得他才三十岁却奋斗了四十年的这个过门。
　　
　　当我在十二年前静下心来重读孔子的《论语》的时候，才真切的意识到当时主宰自己的那种“小人思维”是何等的顽固。正是这种思维模式使我远离了大道，偏离了职场博弈的常规法则，并犯下了许多无可挽回的错误。